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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以其未成年子女房產設定抵押行為的效力

發布時間:2019-06-17 09:25:22 作者:Admin 來源: 中融典當 瀏覽次數:514

本文選編自:《父母以其未成年子女房產設定抵押行為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相關判決評析》,載《法學評論》2018年第5期。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未成年人通過繼承、贈與等方式取得房產所有權的情況激增,隨之而來的是父母以其未成年子女名下房產設定抵押的現象,如何界定“為監護人利益”,又如何認定此種抵押行為的效力,成為亟待考慮的問題。對此,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夏昊晗講師在《父母以其未成年子女房產設定抵押行為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相關判決評析》一文中,結合學理對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判決進行評析,并對相關的法律適用問題提出了完善意見。

 

一、法律適用的歧途:最高法法律適用評析

 

在認定父母以其未成年子女名下房產設定抵押行為的效力問題上,最高人民法院在不同案件中所采用的理論構成并不相同。其中的法定代理人追認有效論、管理性強制性規定論和無權處分論在法律適用上可謂是誤入歧途。

 

(一)法定代理人追認有效論

 

在父母和未成年子女有共同于抵押合同簽字的情形中,最高法采取的裁判思路是適用《合同法》第47條,認為監護人并非直接代理被監護人行使權利,而是對其行為的確認,不屬于監護人濫用代理權處理被監護人財產的情形。此種思路以“楊育霖、鞍山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糾紛申請再審案”為典型。

 

然而此種解釋存在一定誤區。父母作為法定代理人對未成年子女抵押其房產的行為表示同意和追認,實質上構成處分其未成年子女財產的一種形式,在本質上與父母自己處分子女財產并無不同,故其也應受《民法總則》第35條“監護人除為維護被監護人利益外,不得處分被監護人的財產”規定的限制,對于非為子女利益的處分行為,即便經過父母同意或追認也理應認定無效,否則易出現法律規避行為使得保護未成年人的立法目的落空。

 

(二)管理性強制性規定論

 

此種裁判思路以“黃韻妃與華夏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天安支行等申請再審案”為典型,在本案中最高法認為,《民法通則》第18條第1款并非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對其違反并不導致行為無效,而之所以可不認定無效,原因在于《民法通則》第18條第3款已經給未成年人提供了救濟渠道,此時應當優先考慮交易安全之保護。

 

遺憾的是,支持最高法此種見解的思路并不存在。現行法雖為未成年人提供了救濟渠道,包括依據《民法總則》第34條第3款主張父母承擔責任或依據《民法總則》第36條主張撤銷父母監護人之資格,但現實中卻難以實現。具體而言,前一種措施囿于訴訟行為能力的限制,只能等待未成年人成年后提起訴訟索賠,緩不濟急;后一種措施,鑒于父母子女關系、國家監護不足以及“嚴重侵害被監護人合法權益”的條件限制,很難實際應用。此外,以未成年人可以獲得救濟為由就認定《民法通則》第18條第1款為管理性強制性規定過于武斷,有待商榷。

 

(三)無權處分論

 

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福州辦事處與張景宗、雷珊珊、張瑱瑱等借款合同糾紛一案請示的復函”中出現了另一種裁判思路,即先將抵押行為定性為無權處分,后考察其是否構成善意取得。此種處理反映了學界一種頗為流行的觀點,即父母在為子女利益處分其財產時為有權處分,反之為無權處分。

 

此種觀點看似合理,實則站不住腳。雖然《民法總則》第35條第1款規定,監護人非為被監護人利益不得處理其財產,但在監護人以法律行為處分財產的場合,這里的“處分”應認為系“代理處分”,相應的可以認為監護人在為子女利益的情形下對其財產享有“代理處分權”而非“處分權”,基于此,即便父母抵押其未成年子女房產的行為系為其利益而為之,亦不得謂之為有權處分,同理也就不存在無權處分的問題。

 

二、法律適用的正道

 

在認定父母非為其未成年子女利益抵押其房產后,將抵押行為定性為無權代理,最終認定抵押行為無效的裁判進路,可謂法律適用的正道。

 

(一)無權代理路徑的合理性

 

《民法總則》第35條第1款旨在避免未成人的父母,藉由管理未成年人財產之便不當處分其財產,以致對未成年子女造成不利益。其方式為限制父母作為法定監護人的法定代理權,即監護人行使法定代理權必須在“為被監護人利益”這一邊界范圍內進行,否則構成無權代理。基于此,就應當將父母非為未成年子女利益的抵押行為界定為無權代理。

 

(二)非為未成年子女利益的認定

 

在將父母的抵押行為定性為代理行為的基礎上,要認定該行為系無權代理抑或有權代理,取決于該抵押行為是否系為未成年子女利益。

 

這一問題,目前司法實務較為一致的看法是,若借款系直接用于未成年人的生活、學習、教育或醫療等方面,為此借款設定抵押的行為應屬于為子女利益;為無關第三人的債務提供抵押擔保則反之。認定為父母借款設定抵押系為子女利益,主要是基于家庭利益與未成年子女利益存在一致性的考慮,同時也是出于對父母通過將房產登記在子女名下規避正常的商業風險、惡意逃避債務的擔心。但此種見解尚值得商榷,具體而言:

 

其一,未成年子女的個人利益和家庭利益固然息息相關,但不可否認其也有獨立的個人利益,尤其是在有數個子女的家庭,否則所謂的未成年人之人格、財產獨立,終究不過是一句空話。

 

其二,僅為杜絕父母的惡意欺詐、維護交易安全而完全不顧及未成年人的利益,就認定父母抵押此種房產的行為系有利于子女利益而一概有效,尚有值得斟酌之處。

 

首先,父母將自己出資購買的房產登記于其子女名下,其動機不一,不可簡單排除父母贈與的真意。其次,根據房產來源的不同對房產所有權歸屬和抵押是否系為未成年子女利益進行區別認定的做法,未必可以完全杜絕父母的惡意欺詐行為。

 

綜上,不能單純地一借款人或房產來源的不同來判斷是否系為子女利益,而應綜合個案各種情況進行判斷。不過考慮到房產系重大財產且抵押的風險性較大,除了要求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原則上必須共同代理外,應推定該抵押行為非為其利益,除非相對人能能夠提供證據證明此抵押行為對未成年人有利。

 

(三)無表見代理的適用空間

 

父母對子女的代理權為法定代理權,關于表見代理是否適用于法定代理,學理上素有爭論。否定說多著眼于表見代理的本人可歸責性要件,認定在法定代理中本人不具有可歸責性,因而無表見代理的適用空間,這一觀點已為越來越多的學者所認可。即便不承認本人可歸責性要件,學說和實務在認定表見代理時也會考慮來自于本人方面的因素。在法定代理的情形,因被代理的未成年子女不具有歸責事由,因而不可能滿足表見代理的要件。

 

(四)對可能招致之質疑的回應

 

如前所述,原則上推定以未成年子女名下房產設定抵押的行為非為其利益,從而認定抵押行為系無權代理行為,僅當未成年子女成年后追認方可令其生效。如此處理,可能招致三種質疑:過于妨害交易安全、完全忽視了父母作為親權人享有的自由裁量權、在結果上對未成年人并非有利。

 

首先,在無法兼顧未成年人保護和交易安全的情況下,在價值判斷上應優先考慮保護未成年人的利益。這一判斷早已為學說和立法所認可。此外,在我國未建立如比較法上的事前控制制度的情況下,唯有對此類抵押行為嚴格控制,方能切實保護未成年人利益。

 

其次,對于要盡量尊重父母的自由裁量的觀點,主要是基于自然的血緣親情關系,但需要注意的是,比較法上對父母親權行使的限制盡管較之監護人要少,但其所設定的限制較能充分保護未成年人利益。考慮到此類制度限制在我國現行法中并不存在,故應對此類抵押行為嚴加認定。

 

最后,有學者認為,如此處理實屬因噎廢食,因為未成年人房產的資金融通性勢必受到嚴重影響,結果是未必對未成年人有利。但考慮到抵押帶來的巨大風險,在管理和處分未成年子女名下房產時,“安全性”的考慮應該優先于“收益性”,盡可能選擇較為穩妥安全的渠道。

 

在我國對父母行使監護權缺乏事前控制機制和事后救濟不足的情況下,唯此方能真正保護未成年人利益。

 

三、結語

 

最高人民法院在處理父母抵押其未成年子女房產問題上立場搖擺,選擇的解決路徑也頗不一致,影響了法律的權威和民眾對判決公正的信任。對于該抵押行為的效力,最優的法律適用路徑為,原則上推定以未成年子女名下房產設定抵押的行為非為其利益,從而認定抵押行為系無權代理行為,僅當未成年子女成年后追認方可令其生效。唯有如此,才能在現有監護制度尚不完善的情況下,充分保護未成年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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